同行相聚闲聊，都说现在第一志愿报考哲学的考生越来越少，即使名校著名哲学系亦复如此。哲学仿佛日暮途穷，感慨万千。
历史往往昭示着未来。人类历史上的变革、革命都与哲学不可分。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哲学都是作为革命的先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引发的思想变革不可分。从文化角度说，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人类轴心时代之所以如此久远，仍未成为历史遗忘的角落，与彼时出现的灿若星辰的伟大哲学家不可分。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在它们的文化光芒中都闪烁着哲学家群星的身影。中国历史更是如此。从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历经魏晋、两宋、明清，都有着名载史册的杰出哲学家。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当代哲学学科陷入某种困境是世界性的。只要我们把哲学地位演变放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来考察，我们就不会感到沮丧。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光明，中国哲学的前途同样光明。一个有如此丰厚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一个由于改革开放而有条件会通中西、贯通古今、打通马中西哲学的社会主义中国，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衰落，只是市场就业导向导致的暂时现象，绝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没落。笔者坚定地相信，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潮中，哲学一定能发光，密纳发的猫头鹰将会在中国天空再度起飞！
1.科技与人文主导地位的嬗变
哲学的被边缘化，是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是人类思想发展的畸形。科技与人文主导地位的嬗变，是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必然会出现的思想现象。然而，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使回归人文、呼唤两种文化的结合，成为当代世界的最强音。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文史哲，是社会的主导思想形态。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如此。哲学地位尤其显著。中国历代著名哲学家之多，世所罕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虽经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维新变法，以至倡导科学救国，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人文文化。1949年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非常落后，从来没有取代过人文文化的主导地位。
西方的历史进程，在很长的时间里大体相似。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古代的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17世纪英国哲学、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和百科全书派、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都具有时代标志性。在西方文化史上，哲学家名人辈出，他们都是人类文化史上闪光发亮的人物。只有当西方进入工业化、现代化阶段，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人文学科处于主导地位之后，人文学科才逐渐被边缘化。尤其是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以后，更是如此。在当代西方，哲学同样是冷门专业。哲学系很小，教授也不多。与科学技术、财经管理等学科相比，哲学是“弱势”学科。
两种文化，即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主导地位的嬗变，是资本增值和市场需要流向的必然表现。在资本迅速增值的推动下，一切与资本和市场紧密相关的学科得到发展，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开始褪去它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神圣光环。当一切价值都变成可以由货币估价时，资本之神就坐上头把交椅，智慧女神、缪斯女神等诸神必然退位。只要读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货币一节，读读《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读到“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我们就会发现，在工业化时代，哲学被冷落毫不奇怪。
黑格尔1816年在海德堡大学的演讲词、1818年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都曾说到，“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牺牲在里面”。这是200年前的话，何其精辟！当时，资本主义在德国刚刚兴起，比起英国和法国仍然落后得多。后起的德国还没开始尝到工业化的甜头，就已经尝到资本主义的苦头。德国哲学家对社会摒弃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人们过分关注世俗的物质生活，啧有烦言，呼吁重回精神生活。可历史并不理会哲学家的牢骚话，它按自己的规律往前走。
当年费尔巴哈报考哲学系时，他父亲写信坚决反对。费尔巴哈的父亲是刑法律师，他期望费尔巴哈子承父业学习法律。在得知费尔巴哈坚决报考哲学系时，费尔巴哈的父亲在给他的信中说：“我深深相信，我说服你是不可能的，就是想到你将遭受没有面包丢尽体面的悲惨生活，也不会对你发生作用，因此，我们将按照你自己的意志行事，委身于你自己一手制造的命运，让你去尝尝我向你预言的悔恨。”费尔巴哈没有听从他父亲的意见，坚持进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就读，因为他认定，“哲学之外没有幸福！人只有在自己满足的地方才能有幸福，哲学的嗜好保证了我的哲学才能”“哲学给予我永生的金苹果，向我提供现世的永恒福祉的享用，给予我以自身的相等，我将变得丰富，无限的丰富。哲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可德国的古典哲学家以及费尔巴哈的执着追求，也不可能挽回哲学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及资本对利润追逐面前所处的弱势地位。
物极必反，这是历史的辩证规律。当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危机，如生态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开始涌现时，理论家们开始记起人文文化，尤其是哲学。可有些思想家把责任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终结论”随之而起，反科学反技术成为一种思潮。曾经作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科技力量，变成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甚至被视为败坏人性的恶魔。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科学技术时代是人性终结的开始，有关伟大的进步观念，与那种认为真理最终会被认识的观念一起，都是一种错觉，科学知识中不存在良好的值得欲求的东西，而追求科学知识的人类则落入一个陷阱”。这当然是错误的科技观。
问题并不在于科学技术，而在于它如何被运用。对科技的运用，既有社会制度问题，也有科技学者的价值观和人文道德修养问题。自然的惩罚，使人们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严重失衡的痛苦中，从生态环境和社会伦理生态的恶化中慢慢清醒过来。英国学者C.P.斯诺在20世纪50年代末由多次演讲结集的《两种文化》一书中已经看到科技与人文对立的危害性。他说，“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同样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没有技术的伊甸园。”但是“人们必须了解技术、应用科学和科学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种了解是20世纪末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一种共有文化”。所谓共有文化，即科学与人文并重和结合的新的文化。哲学必然成为，也应该成为这种共有文化的指导和黏合剂。从人类世界历史发展来看，即使不会出现第二个轴心时代，哲学也绝不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失去它的光辉。科学技术越发展越需要哲学，后现代主义者鼓吹的“哲学终结论”是与历史发展规律相背而行的。“哲学终结论”仍然是一种哲学，它处在以一种哲学否定另一种哲学的自我矛盾的悖论之中。只要社会在发展，人类的精神渴求在不断充实，哲学之星就绝不会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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