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的符号无处不在”
“阶层的符号无处不在，从你穿的衣服，到你说话的样子。”
当埃尔·巴罗斯作为新生第一次踏入哈佛大学校园的时候，她感觉特别不适应，就好像她的额头上刻着“低收入”3个字似的。校园里的树那么绿，鹅卵石铺就的道路那么精致……这些景致美好得一点儿也不真实。“像我这样的女孩不属于这种地方。”
对埃尔来说，世界的颜色是灰的。她家位于纽约一个治安混乱的贫困街区，街区周围终日警笛长鸣。埃尔的父母用尽了积蓄，才从帮助贫困人群造房子的公益组织“人道家园”那里买了一处小房子。她家经常缺钱，有时连肥皂、卷纸这样的生活用品都买不起。
突然有一天，埃尔收到了一封来自哈佛大学的录取邮件，哈佛提供的全额奖学金也让她付得起高昂的学费。“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埃尔说，“我再也不用像父母一样受苦了。”
可是，进入哈佛之后，焦虑和失落一直没有离开。
大学一、二年级，她在课堂上很少开口，因为担心用错词，发错音。埃尔的父母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移民，在家里，父母说西班牙语。埃尔出生在纽约，但她只有在学校里才能学到英语。正因为如此，虽然在阅读的时候能够理解许多单词，但她不敢大声地把这些词说出来——很少有人会纠正她的发音。
经济背景还影响到交朋友。“你会因为支付不起一些费用而被朋友圈淘汰。”埃尔说，“比如，如果有人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看电影吧……你就只能悄悄离开。”
在同龄人谈论购买一件200美元的衣服，或者去国外度假的时候，埃尔总是不知道怎样加入讨论。
“那些有钱的孩子，常常意识不到这种谈话会让别人产生什么感受。”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因为那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总会误伤其他人的自尊心。因为交友困难，埃尔选择一个人居住，她觉得自己没法忍受和“特权阶层的人”当室友。
有时，课程的设置也会让贫困生感受到来自上层的“压迫感”。比如，在最近的一次社会学的课上，教授让学生们定义自己的社会阶层。
“中产。”一个学生说。
“上层。”另外一个学生说。
这个议题让埃尔很不舒服，因此她拒绝参与：“当着那么多同龄人承认你很穷，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
奖学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曾几何时，进入常春藤名校是美国精英家庭子女的“特权”。进入新世纪后，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名校决定改变游戏规则，给予贫困家庭子弟全额奖学金，每年最高可达5.9万美元。2021年，19.3％符合条件的哈佛学生获得了奖学金。
但减免学费只是帮助寒门子弟克服了第一个障碍。“上名校是一场彻底的文化冲击。”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特德·怀特说。
特德出生在牙买加平原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位公交车司机。他感觉，哈佛大学不是为自己这种背景的孩子设立的。许多同学在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创立公司或公益组织，而他们的资源一般都来自父母。“我们的起点就不一样。”特德说。
毕业之后的去向也让穷孩子们紧张。名校中的大部分孩子能依靠父母的关系到大公司实习。即使单看个人表现，在面试的时候，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会占据优势，因为他们表现得更加自信和从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普遍存在自信问题，他们从来没见过大公司里的律师、高管或华尔街精英。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见识职场精英的世界。
有时，特德会怀疑进入哈佛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他知道，进入哈佛可能让他远离父母那样终日为经济挣扎的生活。
富裕家庭的孩子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上一辈的各种“福利”时，贫困的孩子却要时时想着反哺父母。拉美裔学生亚历杭德罗·克劳迪奥曾经苦恼地对一位富裕的朋友说：“妈妈这几天问我有没有余钱，可以用来支付账单。”他的母亲是一位日托中心的保姆，父亲是个焊工。
朋友沉默了半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最后他说：“我为你感到抱歉。”
听到朋友这样说，克劳迪奥感觉更糟了。
雷娜塔·玛汀是布朗大学的毕业生，爸爸是披萨送餐车的司机。学校给她提供了9万美元的助学金，但她在校园里仍然需要依靠“化缘”度日——因为患有“身份认同焦虑”，雷娜塔去看心理医生，学校提供的医疗保险支付了诊费中的大头儿，但她连15美元的自负部分也承担不起。“学校认为，十几块的‘额外费用’人人都能承担，但事实是，我们不能。”
雷娜塔不得不到学校的教会机构申请资金，用来购买课本和回家的车票。“寻求帮助真的很尴尬，”她说，“但我只能反反复复地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教授和老师们，否则就没办法从布朗毕业。”
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
耶鲁新生朱莉娅·迪克森每次走进餐厅的时候，汉堡包餐台服务生都会特别高兴：“朱莉娅，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吗？”正在搬箱子的校工也热情地打招呼：“天气挺冷的，对吗？佐治亚女孩？”
朱莉娅在佐治亚乡下长大，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老二，父母是经营食品摊的小贩。如今，她戴着黑边眼镜，涂着茄子色的唇膏，看上去已经和从前的那个乡村孩子大不相同。
朱莉娅记得，几年前父母第一次开着租来的车到大学来看自己。见到朱莉娅的朋友时，他们非常不自在。他们没有去拜访女儿的教授或者导师，却要求去见学校餐厅的工作人员。
“你们可以帮我照看女儿吗？”她的爸爸问一个工作人员。
父母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如同当初朱莉娅对自己的定位一样。她有时把自己当作“食品摊的朱莉娅”，有时把自己看成“耶鲁的朱莉娅”，调和这两种身份非常困难。她的父母也意识到了变化。
读大学后，朱莉娅只回过两次家。最近一次回家时，爸爸不无担心地说：“也许教育正把你从我们身边越拽越远。我不希望你因为有我们这样的爸妈而感到羞愧。”
藤校里的贫困学生最初可能感觉自己不属于校园，然而慢慢地，他们会逐渐感到，自己也不属于原生家庭。 “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心心念念想要回家”，布朗大学老师罗莫说，但藤校教育对他们的语言、外表和行为都进行了改造，“他们不再适应从前的生活了”。
艾莉·杜普勒是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专业的学生，她有一头红褐色的卷发，戴着银色的耳环。耳环是她在土耳其买的，那次旅行由耶鲁资助。艾莉曾和自己的单亲母亲住在一辆拖车上，一直住到六年级。后来，她每天需要乘坐单程两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一所好点的高中上学。
接受采访时，艾莉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学校资助部门的一张支票还没到，这两天有几顿饭我就不吃了。” 尽管如此，艾莉仍说耶鲁给了她一种“经济安全的错觉”。“在校园里呆的时间越久，我越感到自己不属于低收入群体。”
艾莉认为自己能更好地融入耶鲁是因为她是白人。“一般来说，如果我不主动暴露家庭背景，大家都会以为我和大部分白人孩子一样，来自上中产家庭，住着郊区的大房子。”她还是耶鲁滑雪队的一员——她妈妈在一个度假胜地经营缆车，她可以免费滑雪。
艾莉喜欢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这让她觉得，自己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尽管如此，毕业仍然迫在眉睫。“我觉得自己正在一个梯子上往上爬。如果毕业了，我会不会滑落回去呢？”
让每个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
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杰克致力于研究“名校低收入学生”问题。他发现，低收入学生能否获得成功，与他们能否获得“社会文化资本”息息相关，比如他们是否能和富裕同学一样，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能否意识到和教授“一对一关系”的重要性，努力获得教授的推荐，等等。杰克说，贫困学生经常疏远教授这样的“权威人士”，而中产家庭的学生们，很容易就能和“权威人士”形成良好的互动。
有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善于向别人请求帮助，因为他们相信资源是向他们开放的，自己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而贫困学生习惯于自己完成所有事情，因为他们的父母学历往往不高，不会在学业上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所以他们上大学后也想不到，去“写作中心”这样的地方要求额外的辅导和帮助。
约兰达·罗莫是布朗大学新生学院的助理院长。他说，许多贫困学生在考试得C后会痛哭。他问这些孩子：“有没有去和教授谈一谈？”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没有”。而富裕的孩子不同，他们即使拿到最糟糕的分数，也敢于去找教授理论。
“我们正在努力改变校园文化，”约兰达说，“我们要让学生们都知道，寻求帮助不是弱点。”
缺少资源、缺乏寻求帮助的能力，真会影响学生的毕业成绩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美国，作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低收入学生，其本科毕业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说，100个穷孩子考上大学，只有11个能毕业。
但在藤校，这个数字要高很多，因为大部分经济压力被助学金解决了。藤校如今也建立了更多组织，帮助穷孩子找回权利意识。在哈佛和耶鲁，98%的低收入本科学生能够在6年内毕业；在布朗大学，这个比例是91%。
朱莉娅说，她正尽力学习“不再把金钱当作定义自己身份的关键要素”。耶鲁已经向她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晚餐的谈话不再围绕过期的账单展开。她有机会从沉重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自由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金钱是我学着不再去纠结的东西。我把这大学四年视作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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