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的符号无处不在”
“阶层的符号无处不在,从你穿的衣服,到你说话的样子。”
当埃尔·巴罗斯作为新生第一次踏入哈佛大学校园的时候,她感觉特别不适应,就好像她的额头上刻着“低收入”3个字似的。校园里的树那么绿,鹅卵石铺就的道路那么精致……这些景致美好得一点儿也不真实。“像我这样的女孩不属于这种地方。”
对埃尔来说,世界的颜色是灰的。她家位于纽约一个治安混乱的贫困街区,街区周围终日警笛长鸣。埃尔的父母用尽了积蓄,才从帮助贫困人群造房子的公益组织“人道家园”那里买了一处小房子。她家经常缺钱,有时连肥皂、卷纸这样的生活用品都买不起。
突然有一天,埃尔收到了一封来自哈佛大学的录取邮件,哈佛提供的全额奖学金也让她付得起高昂的学费。“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埃尔说,“我再也不用像父母一样受苦了。”
可是,进入哈佛之后,焦虑和失落一直没有离开。
大学一、二年级,她在课堂上很少开口,因为担心用错词,发错音。埃尔的父母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移民,在家里,父母说西班牙语。埃尔出生在纽约,但她只有在学校里才能学到英语。正因为如此,虽然在阅读的时候能够理解许多单词,但她不敢大声地把这些词说出来——很少有人会纠正她的发音。
经济背景还影响到交朋友。“你会因为支付不起一些费用而被朋友圈淘汰。”埃尔说,“比如,如果有人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看电影吧……你就只能悄悄离开。”
在同龄人谈论购买一件200美元的衣服,或者去国外度假的时候,埃尔总是不知道怎样加入讨论。
“那些有钱的孩子,常常意识不到这种谈话会让别人产生什么感受。”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因为那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总会误伤其他人的自尊心。因为交友困难,埃尔选择一个人居住,她觉得自己没法忍受和“特权阶层的人”当室友。
有时,课程的设置也会让贫困生感受到来自上层的“压迫感”。比如,在最近的一次社会学的课上,教授让学生们定义自己的社会阶层。
“中产。”一个学生说。
“上层。”另外一个学生说。
这个议题让埃尔很不舒服,因此她拒绝参与:“当着那么多同龄人承认你很穷,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
奖学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曾几何时,进入常春藤名校是美国精英家庭子女的“特权”。进入新世纪后,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名校决定改变游戏规则,给予贫困家庭子弟全额奖学金,每年最高可达5.9万美元。2021年,19.3%符合条件的哈佛学生获得了奖学金。
但减免学费只是帮助寒门子弟克服了第一个障碍。“上名校是一场彻底的文化冲击。”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特德·怀特说。
特德出生在牙买加平原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位公交车司机。他感觉,哈佛大学不是为自己这种背景的孩子设立的。许多同学在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创立公司或公益组织,而他们的资源一般都来自父母。“我们的起点就不一样。”特德说。
毕业之后的去向也让穷孩子们紧张。名校中的大部分孩子能依靠父母的关系到大公司实习。即使单看个人表现,在面试的时候,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会占据优势,因为他们表现得更加自信和从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普遍存在自信问题,他们从来没见过大公司里的律师、高管或华尔街精英。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见识职场精英的世界。
有时,特德会怀疑进入哈佛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他知道,进入哈佛可能让他远离父母那样终日为经济挣扎的生活。
富裕家庭的孩子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上一辈的各种“福利”时,贫困的孩子却要时时想着反哺父母。拉美裔学生亚历杭德罗·克劳迪奥曾经苦恼地对一位富裕的朋友说:“妈妈这几天问我有没有余钱,可以用来支付账单。”他的母亲是一位日托中心的保姆,父亲是个焊工。
朋友沉默了半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最后他说:“我为你感到抱歉。”
听到朋友这样说,克劳迪奥感觉更糟了。
雷娜塔·玛汀是布朗大学的毕业生,爸爸是披萨送餐车的司机。学校给她提供了9万美元的助学金,但她在校园里仍然需要依靠“化缘”度日——因为患有“身份认同焦虑”,雷娜塔去看心理医生,学校提供的医疗保险支付了诊费中的大头儿,但她连15美元的自负部分也承担不起。“学校认为,十几块的‘额外费用’人人都能承担,但事实是,我们不能。”
雷娜塔不得不到学校的教会机构申请资金,用来购买课本和回家的车票。“寻求帮助真的很尴尬,”她说,“但我只能反反复复地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教授和老师们,否则就没办法从布朗毕业。”
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
耶鲁新生朱莉娅·迪克森每次走进餐厅的时候,汉堡包餐台服务生都会特别高兴:“朱莉娅,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吗?”正在搬箱子的校工也热情地打招呼:“天气挺冷的,对吗?佐治亚女孩?”
朱莉娅在佐治亚乡下长大,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老二,父母是经营食品摊的小贩。如今,她戴着黑边眼镜,涂着茄子色的唇膏,看上去已经和从前的那个乡村孩子大不相同。
朱莉娅记得,几年前父母第一次开着租来的车到大学来看自己。见到朱莉娅的朋友时,他们非常不自在。他们没有去拜访女儿的教授或者导师,却要求去见学校餐厅的工作人员。
“你们可以帮我照看女儿吗?”她的爸爸问一个工作人员。
父母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如同当初朱莉娅对自己的定位一样。她有时把自己当作“食品摊的朱莉娅”,有时把自己看成“耶鲁的朱莉娅”,调和这两种身份非常困难。她的父母也意识到了变化。
读大学后,朱莉娅只回过两次家。最近一次回家时,爸爸不无担心地说:“也许教育正把你从我们身边越拽越远。我不希望你因为有我们这样的爸妈而感到羞愧。”
藤校里的贫困学生最初可能感觉自己不属于校园,然而慢慢地,他们会逐渐感到,自己也不属于原生家庭。 “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心心念念想要回家”,布朗大学老师罗莫说,但藤校教育对他们的语言、外表和行为都进行了改造,“他们不再适应从前的生活了”。
艾莉·杜普勒是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专业的学生,她有一头红褐色的卷发,戴着银色的耳环。耳环是她在土耳其买的,那次旅行由耶鲁资助。艾莉曾和自己的单亲母亲住在一辆拖车上,一直住到六年级。后来,她每天需要乘坐单程两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一所好点的高中上学。
接受采访时,艾莉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学校资助部门的一张支票还没到,这两天有几顿饭我就不吃了。” 尽管如此,艾莉仍说耶鲁给了她一种“经济安全的错觉”。“在校园里呆的时间越久,我越感到自己不属于低收入群体。”
艾莉认为自己能更好地融入耶鲁是因为她是白人。“一般来说,如果我不主动暴露家庭背景,大家都会以为我和大部分白人孩子一样,来自上中产家庭,住着郊区的大房子。”她还是耶鲁滑雪队的一员——她妈妈在一个度假胜地经营缆车,她可以免费滑雪。
艾莉喜欢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这让她觉得,自己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尽管如此,毕业仍然迫在眉睫。“我觉得自己正在一个梯子上往上爬。如果毕业了,我会不会滑落回去呢?”
让每个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
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杰克致力于研究“名校低收入学生”问题。他发现,低收入学生能否获得成功,与他们能否获得“社会文化资本”息息相关,比如他们是否能和富裕同学一样,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能否意识到和教授“一对一关系”的重要性,努力获得教授的推荐,等等。杰克说,贫困学生经常疏远教授这样的“权威人士”,而中产家庭的学生们,很容易就能和“权威人士”形成良好的互动。
有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善于向别人请求帮助,因为他们相信资源是向他们开放的,自己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而贫困学生习惯于自己完成所有事情,因为他们的父母学历往往不高,不会在学业上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所以他们上大学后也想不到,去“写作中心”这样的地方要求额外的辅导和帮助。
约兰达·罗莫是布朗大学新生学院的助理院长。他说,许多贫困学生在考试得C后会痛哭。他问这些孩子:“有没有去和教授谈一谈?”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没有”。而富裕的孩子不同,他们即使拿到最糟糕的分数,也敢于去找教授理论。
“我们正在努力改变校园文化,”约兰达说,“我们要让学生们都知道,寻求帮助不是弱点。”
缺少资源、缺乏寻求帮助的能力,真会影响学生的毕业成绩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美国,作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低收入学生,其本科毕业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说,100个穷孩子考上大学,只有11个能毕业。
但在藤校,这个数字要高很多,因为大部分经济压力被助学金解决了。藤校如今也建立了更多组织,帮助穷孩子找回权利意识。在哈佛和耶鲁,98%的低收入本科学生能够在6年内毕业;在布朗大学,这个比例是91%。
朱莉娅说,她正尽力学习“不再把金钱当作定义自己身份的关键要素”。耶鲁已经向她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晚餐的谈话不再围绕过期的账单展开。她有机会从沉重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自由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金钱是我学着不再去纠结的东西。我把这大学四年视作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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