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高考改革的话题,很容易成为舆论热点。近期,媒体报道称安徽省决定2020年暂不启动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至此,原定2020年启动新高考改革的18个省份中,已有10个省份按下了暂停键。9月下旬,一篇题为《高考涉及千家万户,改革最不应浪漫主义》的文章(以下简称《改革》),再次将新高考改革问题,推上了舆论热点,引发了全民的关注和讨论。
对于《改革》一文中提出的“浪漫主义”温和论断,大多公众当然明白其中只可意会的顾虑与隐忧,而网友的评价则没有那么客气,有知名大V在微博中直言不讳:这不是浪漫主义,这是自己上楼了就要抽梯子。显而易见,对于此轮新高考改革,相当一部分公众持不信任态度,认为这是既得利益者在锁定阶层,通过这种改革固化阶层利益。质疑当然可以,但阴谋论不足取,毫无疑问,这一轮高考改革的初衷是良善的,是为了纠正目前高考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是,初衷良善,并不代表改革方案就天然正确,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以及日常所见所闻,都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好心却办了坏事的例子很多。
笔者认为,此轮新高考改革,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或者说硬伤,就在于忽略了改革的成本问题。这一成本问题,又包涵了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物质资源的支撑力问题。中国国情复杂,各个省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这是启动所有改革都应统筹考量的一个基本现实,在相当一部分地区不具备与改革相匹配的物质条件时,贸然一刀切 ,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具体到此轮新高考改革,显而易见,浙江方案中的“7选3”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仅造成了物理学科选修学生数的大幅降低,而且,与之对应并普遍推行的选课走班制度,更带来了师资力量的不匹配,以及教室和专用室的严重短缺问题,很多学校在落实过程中,可以说是勉力为之,乃至变形走样。浙江作为东部发达省份,尚且勉为其难,如果把这一方案推广到全国,笔者认为,对于大部分省市而言,这将是高中学校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承受力问题。高考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是一种全民信仰,这一信仰的基点是现行高考制度的公平性,而新高考改革降低高考文化成绩的权重,加大面试、综合素质评价等方面的权重,引发了公众对于高考公平性的质疑和担忧。在诚信体系和监督体系不能有效跟进的现实环境下,一旦这种担忧在未来的某个具体事件中被印证,那么,必然会带来普遍反弹,甚至触发一定的社会风险。而这,也是新高考改革必须认真对待的一点。
现行高考制度当然存在一些问题,也的确需要改革,但是,推进改革,在方向正确之外,还应考虑方案可行,否则,就容易出现把脏水和孩子一并泼掉的现象。历史上的很多事实告诉我们,方向再正确,一旦方案脱离了具体的国情世情,其结果,极有可能是南辕北辙。20世纪之初,中国和俄国共产党人都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个方向,可是,中国和俄国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现实方案,所以,中国革命成功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照搬照抄俄国模式,中国革命会是怎样的走向呢?
中国的高考改革,当然可以学习借鉴西方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但是,所有的学习借鉴,都应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渊源、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国情不同,高考模式自然也应有所不同。学者可以对改革方案进行各种理论探讨,可是,作为决策机构的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头脑清醒,充分考虑方案的现实可行性。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就是要求教育事业的发展,应契合中国国情,接中国地气。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重在扬长补短,不能理想主义,否则,很容易急躁冒进。如果不考虑资源匹配问题,不计成本推进,改革就会形同空中楼阁,很难持续,而且,一旦改革遇阻,甚至引发社会反弹,最后埋单的,除了公众,还有政府。
当然,改革不能因为惧怕风险,就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改革就是啃硬骨头,就是克难攻坚。只是,高考改革涉及千家万户,事关重大,必须慎之又慎,第一要确保公平,第二要稳中求进。(陆建国 作者系江苏省赣榆区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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