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志愿“菜单”日益丰富 新增37个本科专业意味什么

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进行中，而这场大考结束后，除了焦急地等待成绩外，大部分考生和家长要过的另一关就是选择心仪的专业和学校。前不久，教育部公布今年新增37个本科专业，进一步丰富了本科专业“菜单”。其中，工学类新增专业数量最多，为14个，占比37.8%。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需要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加强对这类人才的培养成为一种趋势。”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副校长杨国强说。而这些新增专业也恰恰是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紧缺的专业。

《中国科学报》记者发现，今年新增的37个本科专业涉及43所高校。实际上，在“双一流”与应用型大学建设背景下，各级各类高校也自发掀起学科专业市场化改革热潮。不过专家提醒，学科专业调整在以人才培养服务于社会发展需求为基本目标的同时，也要满足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不可让“一切为了学生”成为口号。

工学类新增专业“一枝独秀”

今年新增的37个本科专业涵盖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医学九大门类。工学类新增专业在新增专业总量中占比最高，并非首次出现。

青岛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王建伟等人基于2020年至2020年我国本科专业调整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除了专业增加速度远超撤销速度外，学科门类偏向性严重是另一特点，即工学类新增专业数量“一枝独秀”。据统计，2020年至2020年工学类净增专业数量超过排名2~4位的管理学、艺术学、文学三类专业的总和，占新增专业总量的37.9%。

江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田贤鹏长期从事学科专业布局与调整研究。他对这一现象并不奇怪。“这种调整回应了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需要，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等领域急需高水平的工学类专业人才支撑，新增工学类专业体现了国家的战略需求。”

不过，他同时指出，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工学类专业近年来的报考热度不断上升，呈现出较好的市场预期。

“不要过于盲目，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来选择专业。”杨国强建议。在他看来，因为喜欢，所以学习起来会更加轻松些。“特别是现在大学毕业后生活上基本没有问题，个人的兴趣和国家未来的需求在选择专业时更加重要。”

曾有学者提出，“农学人才主要服务于第一产业，理工科人才主要服务于第二产业，人文社科及医学学科的人才主要服务于第三产业”。结合我国近几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王建伟发现，我国高校本科专业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偏向于第二产业的专业净增量占比偏高，而偏向于第三产业的专业净增量占比偏低。

“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能与国家战略支持的产业集中于工学领域相关，也可能是由于第三产业所需人才学历结构导致的。”但王建伟认为，这种产业结构与本科学科专业结构不匹配并不意味着当前本科专业结构不合理。

他预测，在未来各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才需求必然升级的预期下，本科专业结构加大第三产业相关专业比重将是一种趋势。

“从具有专业知识的第一、二产业的人才转向第三产业工作相对容易。一些理工科专业出身的学生，经过一定的专业学习，往往在第三产业中体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杨国强补充道。

三重因素并非总一致

在分析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影响因素时，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提供了一个经典分析框架。根据该模型的理论观点，学科专业调整受到国家意志、市场力量和学术权威的影响。

从我国近40年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历史来看，市场力量的影响日益深入，成为影响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相关市场调研机构每年都会发布基于“红黄绿牌”的专业分类，各专业在就业市场的表现对于学生的专业选择、专业调整甚至会产生直接影响。

但是，市场力量并非“一家独大”。

田贤鹏表示，实践中，三重因素并非总是一致的，而是始终处在动态平衡的过程中。此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时期、不同类型的学校，影响其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主导因素也会有所差异。

相关研究发现，相比于教育部直属高校，民办高校、地方高校更热衷于申请新专业。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首先应当尊重知识演化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田贤鹏告诉《中国科学报》。他同时强调，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要避免过度行政化和市场化。

以市场化为例，市场调节具有自身的内在局限性，主要包括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

田贤鹏解释道，自发性主要体现在过度追求热门专业，“一窝蜂”地新增同类专业，对此他特意提到了前几年的法学专业和近几年的人工智能专业。盲目性主要体现为跟风而上，但火爆专业并不意味着火爆的市场需求。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且人才能力的效力发挥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短期看似乎有必要增设，但长期看可能就会有问题”。

尊重不同学科人才培养内在规律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越来越注重引导高校的内涵式发展，而分类管理被看成是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保障。

分类管理主要包括高校的分类管理和学科专业的分类管理。前者包括对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的分类管理，二者侧重点不同，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主导因素也会有所差异；后者表现在不同学科专业具有不同的人才培养规律和知识生产规律，如哲学、数学、理论物理等基础性学科专业与软件设计、建筑工程等应用性学科专业。

“推进高校学科专业分类管理机制建设要体现这种内在规律性。”田贤鹏提醒道，同时还要避免标准化的“一刀切”。

此外，要充分发挥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和价值，满足社会和个体在不同层面的多元化教育需求。

以国科大为例，该校从2020年开始招收适当数量的本科生，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为此，该校探索出学业导师制、“三段式”培养方式、“科学家班主任+青年班主任”制度等具有自身特色的培养机制，先后推出了郭永怀力学实验班、华罗庚数学实验班、“一生一芯”计划等。据悉，今年国科大新增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专业，其中心理学专业招收理科的学生。

建立完善的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干预机制也逐渐成为呼声。

“既要充分授权，同时又要科学监管。”王建伟说，“相关部门不能仅把监督的重点放在专业开设之前的资源配置，专业开设之后资源投入情况的监督也应同等重视。”

对于高校而言，端正设置与调整专业的动机更为关键。

田贤鹏建议，高校自身要找准定位，确立自己的学科专业优势，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专业。“不能仅仅停留在专业数量的增减上，要多从质量提升上下功夫，从专业建设方面加大投入，为学校内涵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